9月4日上午，我院血液科病房，朱骏医师正在进行查房，13个月的援藏工作在朱骏身上留下了深刻而明显的印记，而他留给西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自从2016年6月18日前往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并担任该院血液科副主任一职以来，朱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血液科的新理念、新技术手把手地教给当地的医生们。尤其是开拓性地将红细胞单采术运用于治疗当地的高原红细胞增多症(高原多血症)，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例红细胞单采治疗高原多血症病例。

　　到朱骏返沪时，这一技术已有效治疗80多位该病患者，朱骏所在的血液科也在援藏医疗中成为了一个“样板房”，红细胞单采治疗高原多血症技术则在当地生根，继续造福藏区百姓。

　　世界首创红细胞单采术治疗高原多血症

　　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来说，高原反应只是一时的不适应，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来说，他们一辈子都在这样的缺氧状态下生活，这种耐受过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轻松，而是付出了不少健康的代价。

　　慢性高原病（又称慢性高山病）就是一种高原地区特有的高发病，是人们对低氧环境无法适应而产生的一种病理状态，表现为头痛、头昏、心慌、气促、恶心、呕吐、乏力、失眠、眼花、嗜睡、手足麻木、口唇手指发紫、心率增快等。长期慢性缺氧还会导致部分患者的血液中血红素红细胞异常升高，血液黏滞，易形成血栓性疾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简称高原多血症）就是最为多见的一种生理性代偿反应慢性高原病，由于缺氧刺激骨髓拼命制造更多的血红素红细胞帮助运输氧气，而血红素红细胞过多就容易导致血液循环障碍淤滞，反而阻滞了血氧的运输，从而加重缺氧的状态，刺激骨髓制造更多红细胞，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朱骏医师介绍说：“人体内红细胞就像道路上的车子一样，高原上缺氧的状况下，多几部车子可以增强氧的运输能力，但是车子太多了就是病态的增加了，就会造成交通拥堵，反而会导致缺氧加重。缺氧加重后红细胞又会刺激骨髓造血，红细胞就更多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这种病人的红细胞就会一年比一年高，人也会越来越难受。主要是表现为胸闷、头痛、记忆力衰退、晚上睡不着觉，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脑梗、心梗等栓塞性的并发症的发病率也会明显上升，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影响非常大，但是又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类病人的红细胞特别高，血红蛋白达到二百六七十（正常范围：成年男性120~160g/L,女性110~150 g/L），相当于平原地区居民的两倍多。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来，由于高原地区医疗条件比较差，对这种疾病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放血治疗的效果也不好。由于长期以来，高原地区医疗条件比较差，都没有想到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很多年来没有人管这个病，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觉得这个病除了离开高原，否则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我到了当地后，就想到我们所手里正好有这个技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然后我们就开展了这个新技术——红细胞单采术。”朱骏医师表示，“医院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特事特办，一路开绿灯，从7月份申请-资金到位-厂家发货-工程师安装，9月份机器就安装到位了，就算在上海也没有这么快。然后采购治疗所需的药物，10月份就开始开展这个项目了。”在此期间，朱骏医师每一步都是牢牢盯着，尽量加快速度，节约时间，他为此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2016年10月13日对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也是朱骏医师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挑战。

　　这是一位来自昂仁县的50多岁的男性患者，土生土长的藏族人，长期生活在高原地区。红细胞增多症折磨了他好多年，每天头痛、胸闷、胸痛，生活质量也很差，检查血红蛋白超过250克／升。做完手术当天，他就觉得整个人都轻了，走起路来就像在跳，抬腿时沉重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病人形容说，做完手术后眼前一亮，看东西一下子变得清晰了。”朱骏医师回忆说，“第二天，老先生的全家都来给我们献哈达。”

　　敢想敢做，器尽其用

　　血细胞单采技术在临床上主要是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所用的仪器也就是血细胞分离仪，是一种体外的血细胞分离技术。“在我们这边，主要是使用这个仪器把造血干细胞分离出来。而在西藏，就是用这个仪器把红细胞分离出来。因为这种机器的功能有很多，我们使用了不同的功能，把红细胞给分离出来了。”朱骏医师介绍说，“我们首创了将这一技术应用于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填补了这一疾病治疗的世界空白。从2016年10月开展这一技术以来，至今已治疗80多例患者。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当地的医生和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觉得这个多年没能解决的地方病，由援藏医生解决了。”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红细胞单采术在临床应用已久，但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从来没有人用这个技术来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朱骏医师在这次援藏工作中，机缘巧合遇到了不少高原病患者，出于专业所长恰巧想到了这样一种方法，并大胆尝试，同时也得到了医院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以及患者的信任。在各方面都有利的条件下，红细胞单采术治疗高原多血症项目才得以顺利开展。

　　仪器要从美国进口，西藏地区交通没有上海便利。需要先跟院领导沟通，然后筹备资金，为了抢时间，整个过程朱骏医师都盯得很紧。按照正常流程走的话，可能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资金预算都是要提前一年做的。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种慢性高原病在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的发病率很高，在3%~5%以上。当地对这一疾病已经见怪不怪了，很漠然了，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病，已经不再去想办法了。

　　“他们认为，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办法了。”朱骏医师说，“而我们这次的援藏之行，就改变了这一疾病整个的治疗现状。我们到了日喀则，就在那里开展起了这一疾病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当地医生也有点顾虑，因为从来没有试过这种方法。但是，第一个病人就很成功。通过几个月的带教，当地血液科的医生也都能熟练掌握这一技术了。可以说，这一技术在当地已经生根了，相当于留下了一个医疗队。将来经过更多的努力，这一方法有望推广到更多的高原地区。

　　“现在才刚刚开始几个月。最早治疗的病人，从10月份至今，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血红蛋白没有再上升，稳定在刚治疗后的水平。”朱骏医师表示，“这个疾病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把这个环打破了，把血红蛋白降下来以后，整个血液循环就改善了淤滞状态就去除了，病人的缺氧状态马上自然就改善了，就不会再刺激骨髓生成过多的血红蛋白红细胞了，病情也就稳定下来了。比如，做单采之前，氧饱和度只有70%，做完以后可以马上升到80%以上。”

　　以前采用放血治疗的方法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每次放血的量不能太多，一般也就300~500毫升已经很多了，再多的话，比如一次如果放到800毫升以上，人可能因为血容量不足而就会晕倒。而单采的话，在采分离红细胞的同时，还要把等量的血容量补充液输进去。就像做血透一样，从一侧手臂把血引出来，到机器里面进行一个循环，将红细胞分离出去，剩下的血浆加上血容量补充液，从另一侧的手臂回输进去，这样就可以保证身体内的血容量平衡。一侧出来100毫升，另一侧输回去100毫升，但是出来的是红色的，输回去的是白色的。“这种方法可以处理的血量就非常大，后来这个治疗方法做得比较成熟以后，我们一次最多可以处理2500~3000毫升的血液，差不多人体一半血液的红细胞都分离掉了。如果是放血的话，这个血量是会导致生命危险的。”

　　病人血红蛋白升高最多的就是正常的2倍左右，将一半血液中的红细胞分离出来的话，血红蛋白正好降到正常水平。“在分离之前，我们都会做专业的计算，具体到每个病人应该分离多少血液，目标要降到多少，都会按照专业的公式进行计算应该分离多少。”

　　通过这个红细胞单采术，可以迅速地把血红蛋白降下来。单采之前血红蛋白可能是250克／升，做完手术之后马上降到180克／升，就到了一个基本正常的安全水平了。“只要一次治疗就可以达到，但之后能维持多长时间，要看个人依从性和个体差异了。”朱骏医师特别指出，“出院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病人做健康宣教，治疗之后要戒烟、多吸氧，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都能基本维持治疗后初期的水平，即使有上升的也不会上升很多，到目前为止，治疗的患者中没有一个人是上升到治疗前的水平的。”

　　依从性好的病人，基本上都维持在治疗后的水平没有再上升。但是，有些病人感觉治疗之后人变得轻松了，就继续喝酒抽烟应酬，也懒得去吸氧，觉得没啥意思，这些人过了3个月就又升上去了，有几个人就再次接受了治疗。据悉，这一治疗效果至少可能维持三个月，三个月后可以重复治疗，一次治疗半小时左右，能维持几个月很好的生活质量，一年做几次也没有大的影响。西藏这边是全民医保，一次治疗自己负担不足100元，在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压力。如果没有医保，大概需要两三千元。

　　所以，这个项目在当地开展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当地的医生、干部百姓、政府官员都觉得，这一手术治疗的效果非常好。朱骏医师所在的血液科，在援藏医疗中成为了一个“样板房”。

　　两天吸掉一瓶氧气，才能保证正常工作

　　西藏的生活和工作，相对于上海来说，有点慢节奏。

　　时差两小时，住在援藏医生宿舍里的朱骏医师，每天早上8点半起床，9点早餐，9点一刻乘“班车”去医院，九点半开始上班。先到病房交班，然后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或者一些教学操作等，一个上午基本就在病房度过了。中午1点下班。回宿舍午餐、休息。

　　下午3点半上班，主要是带教工作。比如每周固定的业务讲课、看门诊、技术操作的带教等。“血细胞分离仪是从美国进口的，操作面板都是英文的，说明书也是英文的。”朱骏医师说，“西藏的医生英语基础比较差，需要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教给他们。我们把说明书也翻译成中文，做成小册子便于他们学习。”

　　下午六点下班。晚饭后也会去运动，打打球。或者写论文，看书学习。

　　“工作压力并不大，就是身体可能会有些不舒服。”每天都要吸氧，看门诊的时候，1米多高的氧气吸氧边看病，否则会胸闷头痛，记忆力很差，反应迟钝，大脑思考的速度跟不上。

　　晚上睡觉的时也必须吸氧，人会舒服一点，第二天才能正常工作。“大概每两天就要吸掉一大瓶氧气。”朱骏医师解释说，“大脑耗氧是很厉害的，平时玩玩没关系，但是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写东西、看文献等大量消耗脑力的时候，就一定要吸氧，不然工作效率一点都没有。”

　　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外，朱骏医师还成功地筹备并主持举办了2017年第二两届西藏-上海血液疾病学术交流合作论坛。帮助日喀则的医师人员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当今血液学领域的现状，提高业务水平、开拓视野。

　　对朱骏医师来说，这次援藏工作中，最困难的还是新技术的开展。“一种新的技术要让当地的领导、医生和患者认可，并且慢慢接受，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朱骏医师坦言，“刚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了解这个技术，对于能不能治好这个病都是半信半疑的。另外，还有机器的问题，要尽快落实，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对朱骏医师来说，在西藏开展这项技术的时间非常紧迫，因此，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跟进，就像陀螺一样马不停蹄地在各个部门之间转。将平时需要一年才能解决的机器问题，硬是逼到了两个月内解决。其中的艰辛和付出，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因为使命，一起坚强

　　“援藏是国家的号召，医院也很关心我们，（我）就义无反顾地去了。”问起出发前的情况，朱骏医师说，“院党委对我们家庭也非常关心，说我们去了西藏，家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联系组织，找组织解决问题。我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觉得，去西藏是对我个人能力各方面的锻炼。”朱骏医师认为，“上海是个人才高地，去了西藏对我来说更有用武之地，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更大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西藏做的很多工作，让我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我这次出去，最辛苦的还是家里人。”朱骏医师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些内疚，“西藏的工作节奏比较慢，除了身体上有些不舒服外，我在西藏并不是很辛苦，他们在上海比我还要辛苦。”朴实的言语中，流露出对家人的歉意。他的爱人是一名护士长，平时工作也很忙很辛苦，需要翻班、值班，经常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七八点才回来，回来以后还要给孩子检查作业。家里10岁的儿子就只能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去西藏之前，儿子的学习主要是由朱骏医师负责的，去了西藏之后，他对孩子的学习就完全顾不上了。值得欣慰的是，这一年来，孩子的学习成绩跟以前一样并没有落下，爱人的付出很多。

　　儿子晚上做完作业会跟远在西藏的爸爸视频聊天，总是追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说到这里，朱骏医师的话语停顿了一下，轻轻地一声叹息后继续说道，“他们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什么，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但是他们肯定也有难处，只是没有跟我说而已，应该是希望我在那边能安心工作。”

　　这一家人，分隔两地，4000多公里，整整13个月。他们没有抱怨，欣然接受，因为使命，一起坚强。

　　回归上海，心系日喀则

　　7月18日，朱骏医师返回上海，从高原回沪，迎接他的除了院领导、同事和家人外，还有上海持续多日的“历史最高温”。然而，朱骏医师在接下来应该好好休养身体的时期，又去参加了献血。这位青年医师的热血在日喀则高原上沸腾之后，又在上海的高温下沸腾起来。

　　朱骏医师是第一次去西藏，问起他初到日喀则时的高原反应，他轻描淡写地一句话带过，仿佛在他看来这些不值一提。于他而言，尽快带出一批“好学生”，提高日喀则的医疗水平更为重要。他心中更多牵挂的是，怎样帮助当地医生尽快掌握红细胞单采术，如何让这一技术造福更多的高原病人。

　　今年7月回到上海后，朱骏医师还一直关心着日喀则的工作是否开展顺利，“学生们”有没有遇到新的困难。他时刻与日喀则的医生保持着联系，以便于有问题时能及时帮助和指导他们，提供远程医疗服务。“虽然回到了上海，但我现在还是一名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朱骏医师说，他那满满的责任心在这一刻体现无遗。

　　“如果有机会，您是否还会去日喀则呢？”

　　“当然！那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次只是开了个头。”朱骏医师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有机会，我肯定还要去开展后续的工作。”

　　虽然红细胞单采术可以说在日喀则生根了，但是毕竟开展还不到一年，远期效果如何还有待继续观察，相关课题的研究也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分析研究。朱骏医师介绍说，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去一趟医院就很不容易，所以不少病人一次治疗感觉好了以后就不再去复查了，随访工作很难开展。他希望能找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尽快使高原多血症的治疗规范起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指南。

上海华东医院肺部有结节，究竟怎么“解” | 就医攻略